那位对历史动力有着深刻洞见的布罗代尔认定:“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的‘兴奋剂’。”--自12世纪与13世纪欧洲人迷恋上香料和胡椒之后,17世纪,中国作为影响文明力量的“奢侈品”,开始登场。之后的演进,印度阿萨姆茶园种植主的后代麦克法兰在其最新出版的《绿金:茶叶帝国》里,比较茶叶、咖啡与可可三种世界性饮料后认为:“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。”

1662年5月13日,14艘英舰驶入朴次茅斯海港。船上最尊贵的乘客、葡萄牙国王胡安四世的女儿凯瑟琳·布拉甘扎下船后,给她的未婚夫查理二世写了一封信,宣布她即将到达伦敦。那天晚上,伦敦所有的钟都敲响了,许多房子的门外燃起了篝火……英国人对皇室的兴趣,确实历史悠久。这个故事的记述者最乐意表达的八卦细节是:那晚,查理二世却在他的、已经身怀六甲的卡斯尔·梅因夫人的家中吃晚餐。她家门外没有篝火。

据说,查理二世是在一大笔嫁妆的下缔结这场婚姻的。葡萄牙国王承诺给他50万英镑,他不顾一切地要得到这笔钱,以偿还他从英联邦政府那里继承的债务以及他自己欠下的新债务。6天后,他赶到朴次茅斯港,和凯瑟琳举行婚礼时,生气得差点要取消这个婚姻:凯瑟琳只带来葡萄牙承诺的嫁妆的一半,而且,即使这一半的嫁妆也不是现钱,而是食糖、香料和其他一些准备在船队抵达英国后出卖的物品……

凯瑟琳的物品里,还包括一箱子茶叶。她是一个有饮茶嗜好的人。

这个故事,在一个中国读者读来,不免好奇,凯瑟琳当年所好,是红茶,还是绿茶?或者换言,从遥远的东方去到欧洲的中国茶,作为一种历史动力,如何改变世界,又如何改变自身?这是真实的疑问。只是,茶无语,需要被述说。

在凯瑟琳成为皇后的第二年,一位英国诗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首祝寿诗:

维纳斯的香桃木和太阳神的月桂树,/都无法与女王赞颂的茶叶媲美;/我们由衷感谢那个勇敢的民族,/因为它给予了我们一位尊贵的王后,/和一种最美妙的仙草,/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。

茶甫登场,即被诗人神话。英国茶业专家罗伊·莫克塞姆在其所著《茶--嗜好、开拓与帝国》一书里,将这个故事列为英国的茶传奇的开端:凯瑟琳将饮茶变成了宫廷的时尚,随后这一习惯又从宫廷传播到了时髦的上流社会。

中国茶进入欧洲,一般论述始自1606年,荷兰人首先将这种“仙草”作为商品进口到了欧洲。何时进入英国?迄今,多数论述皆引自马士所著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:1664年,东印度公司董事用4镑5先令购买了2磅2盎司送给国王,这些茶叶大概是从荷兰或船员中购得的。不过,在最新出版的《茶》这本专著里,罗伊查找大不列颠档案,发现:1664年东印度公司下了第一笔订单,从爪哇运回100磅(1磅相当于0.4536公斤)中国茶叶。结合着凯瑟琳的嗜好,以及诗人一年后即写出的赞美诗看,这一说法更可靠。以一位嗜茶者的饮量以及她推动的宫廷时尚而论,2磅茶,不足两斤的进口量,如何能够满足需求?

至少目前,尚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凯瑟琳皇后所好是红茶还是绿茶。直到1715年,红茶、绿茶才有分别,并被记载。中国学者仲伟民在其所著《茶叶与鸦片》里考证:以这一年为界,此前供应英国的几乎全是武夷茶,价格很贵,平民消费不起。之后,低价绿茶在英国市场出现,因此茶叶消费迅速增加,很快成为全民性饮料。

按此间接证据,凯瑟琳所好当为红茶?这种推测,仍显粗疏,还需细细思量。

简单看,茶在英国宫廷成为时尚时刻,在当时的中国,茶业也正处于转折之际。纵历史,汉代以来,“盐铁”系政府专卖;而唐宋,则由“盐茶”取而代之。所谓“茶马”贸易,即以茶易马--对于中原主政者,“彼得茶而怀向顺,我得马而壮军威”。茶当然是国家战略物资,必须国家专营。只是到了清朝,前朝的边境已成为清朝的内地,曾经的化外之地已为本朝的疆土,因而清一朝完全有条件组织有计划的养马,没有必要通过茶马贸易来获取马匹了。1668年,康熙裁去茶马御史--此后,茶在中国,由国家专营而自由贸易。此刻,茶之外需逐渐生成,中国茶业,格局遂变。

中国茶自唐兴以来,真正制茶技艺的性变化,发生于明朝初年。朱元璋厌恶过去的龙凤团茶--前朝的贡茶,太过耗时费工,于是取消这种团茶,要求以散茶进贡。经明一朝,散茶尤其是绿茶及其制作技艺日益成熟,传承至今。清康熙取消国家专营,自由贸易之下的中国饮客,当然以散茶为主。只是,茶马贸易的国家专营制度虽已取消,但边疆贸易不衰更盛--嘉庆年的《四川通志》记载:乾隆年间每年远销康藏地区的边茶达1230万斤,而嘉庆年间则上升到1416.8万斤。此间,晋商亦将茶叶生意做到了俄罗斯,恰克图成为贸易市场。无论输往俄罗斯的外贸茶,还是进入康藏的边贸茶,没有例外,属中国茶里的“紧压茶”,一般称黑茶或者砖茶。那么,这是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最初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类型吗?

当然不是,18世纪初,英国人关于茶的记录里,始有红茶绿茶之别。而往前追溯,罗伊·莫克塞姆认定,欧洲最早提到茶,系1559年威尼斯出版的《航海与旅行》,波斯人告诉这本书的作者:“Chai catai(中国茶),它们有的是干的,有的是新鲜的,放在水中煮透……这种东西在喝的时候越烫越好。”无论波斯人还是欧洲人,他们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饮茶习惯,粗叶制成的“紧压茶”自然不是中国人的所爱。相信,当他们需要将这种“仙草”输入欧洲时,所选自然是中国日常饮用的绿茶与红茶。

那位将茶叶作为嫁妆的凯瑟琳,将茶带进英国后,中国茶从英国开始,与世界有了一种极其奇妙的结合……按统计材料:18世纪的第一年,英国茶叶的消费量,即使加上走私茶,也不到10万磅;而到了该世纪的最后一年,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2300万磅,增长超过200倍。这个世纪,正是英国工业化的启动年代。茶叶消费量,到了19世纪末,英国则又增加到1.36亿磅(1879年)。

最初,中国茶进入英国的时候,其零售价格为每磅大约3英镑。当时一位熟练的手工艺人每周的收入一般未超过1英镑,而体力劳动者则只有40便士。而到了18世纪末期,一个典型的英国体力劳动者每星期要购买2盎司(1盎司等于28克)的茶叶,加上购买用于加入茶中的食糖,其费用占了家庭收入的10%。比较之下,对于一般英国家庭,肉的支出为12%,啤酒为2.5%。由此可见茶之于英国人的价值。当然,茶的英国传奇,并非统计数据增长这般顺利。攻击它,曾经也是潮流之一,18世纪一位颇有名的英国慈善家写道:“当普通民众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健康食品,而要到最偏远的地区去满足他们的味觉的时候,那么可以想象,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!”只是,很快,这种攻击烟消云散。

那位对历史动力有着深刻洞见的布罗代尔认定:“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的‘兴奋剂’。”--自12世纪与13世纪欧洲人迷恋上香料和胡椒之后,17世纪,中国茶作为影响文明力量的“奢侈品”,开始登场。之后的演进,印度阿萨姆茶园种植主的后代麦克法兰在其最新出版的《绿金:茶叶帝国》里,比较茶叶、咖啡与可可三种世界性饮料后认为:“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(推荐阅读::茶叶等级,学习茶道文化和茶艺教程请访问:茶文化,:www.lhecha.com)界。”

那么,我们回到凯瑟琳作为皇后的那个时代--她如何得到一箱中国茶?

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政府解体之前,这家起家于运输远东香料的英国公司,在相当时间里垄断着中国茶叶生意。在它的年度运输量里,多数时候茶叶占到80%~90%的份额,偶尔竟能达到100%。但是,将一船中国茶运到英国,并不容易。一般描述:东印度公司使用一种极为结实、粗短和笨重,被形容为中世纪古堡与库房的杂交物的船来运送中国茶叶--通常,这种船在1月份离开英国,绕过非洲好望角,然后乘着东南季风航行,在9月份的时候到达中国。那时候,茶叶已经收获,如果运气好,他们可以在12月份满载着茶叶起程回国。回国时,这些船往往沿着迂回曲折的路线航行,一切取决于风向……如果顺利,他们可能会在次年9月份到达英国,一般更可能在12月或更晚到达。这样,整个往返旅程一般需要整整两年时间。而如果他们在中国延误了时间,未能赶上当年的东北季风,他们只能等待第二年的季风,要再耗上一年时间,才能回到英国,往返用时则将超过三年。

一年乃至两年前的中国新茶,无论如何,其香气与滋味也将损耗。即使如此,从当年英国的茶广告--“几乎可以与最好的进口武夷茶相媲美”--可以看出,中国“武夷茶”仍是品质象征。

无论是对中国人习惯的观察与模仿,还是自己的味觉感受,英国人当然一如中国人,对新茶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。这种迷恋所诞生的最富戏剧性的故事,则是运茶的快速帆船比赛。1849年,美国人制造的快速帆船“东方号”(Oriental),从香港出发,只用了97天即到达伦敦,比东印度公司的笨拙的船只快了3倍。伦敦轰动。运茶快帆竞速赛,又引发了另外一场角逐:下注赌哪艘船更快到达。最高峰时,有40艘快帆参加比赛,赌资甚巨。苏伊士运河开通后,这种激荡人心的快帆比赛,终告结束。中国唐朝建立贡茶苑,其目的之一,即须清明节前将新茶送到。这一奢侈好,传到欧洲,演变的故事更夸张。新茶至上,不分中外。后来,印度茶取代中国茶供应英国,其品质最高的大吉岭红茶,仍以新茶为上展开运输的竞争,虽然就品质而言,“第二次绽出的大吉岭茶叶”远胜于“初次绽出的大吉岭茶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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